检察职权的消长与否均不影响检察权整体的宪法性质。
从中央党内法规来看，绝大多数法规都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只有极少数的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无上述三部分。只有制定得良好的党内法规才能提供科学的指引，发挥党内法规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以及强制的规范功能[6]。
有的使用的是机构的全称，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因此，有必要在制定党内法规之时依据相关规范的内容科学的确定其名称，将党内法规的名称规范化。但是，党内法规中依然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家法的立法质量不高的问题曾指出：我们在立法领域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立法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有的法律法规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不够，解决实际问题有效性不足，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另外，在《备案规定》中规定了备案审查所要审查的事项，也间接涉及了党内法规制定技术问题。上述广泛存在的具有特色的用语需要兼顾党内法规用语的规范性和政治性，可以解决的方法包括在相关用语成为约定俗成并且有确定含义之时再进入有关法规中。
提升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应当注重党内法规制定技术的作用，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同时在制定技术规范出台后通过备案审查等方式来保障制定技术规范的有效实施，并且应当在观念上重视立规技术规范的作用，努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定者的水平，构建符合党内法规实践的立规助理制度，以确保党内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应当包括标题规范，在《制定条例》规定的基础上确定党内法规应该如何规范地命名，包括党内法规的名称包含哪些要素，如适用的范围、适用的事项等。以社会保障行政为例，该领域的信息利用存在于诸多环节。
总体而言，在公共利益优先的情形之下，的确存在着个人信息、隐私退让的情形，但仍需要遵循其必要的限度，即在上文所提及的信息搜集、保管、查询、使用以及共享各环节中加以具体考量。档案的存在及其所记载的内容对公民的生活具有重大的影响，任何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2.确保个人信息保管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传统的个人保管集中于档案管理等事项，涉及档案管理的诸多规定以及立法。共享则涉及政府数据内部之间沟通和互享。
在社会救助项目中，非基于核实个人家庭情况、收入情况等目的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宜大范围公开。[24] 我国已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部门规章，如《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4号，2013年7月16日发布，2013年9月1日实施。
[14] 其余情形还包括：非法获取、出售或变相交易社会保险个人权益数据的。反对观点则认为，公开名单可能涉及领受者的隐私。对此，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也制定了专门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其中认为，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是指以纸质材料和电子数据等载体记录的反映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履行社会保险义务、享受社会保险权益状况的信息。例如，低保家庭中有患有艾滋病的情形，这一疾病信息便不能被随意公开，即使需要考察这一情形，也不能通过公示等方式披露。
因此，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消极的防御权之功能更为重要，即更需要关照如何去保护个人信息，去确定个人信息保护和行政活动目标之间的平衡，换言之需要进行利益衡量。[15]进一步，公开的范围也需要考量，如不能大范围地公开等。劳动保险登记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用于记录实施劳动保险的工厂，上述第四项所述参保职工的个人信息及劳动保险缴费记录的卡片。例如社会保障卡，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各级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应保障持卡人查询、办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的权利，采取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保护持卡人的个人隐私，依法使用与社会保障卡有关的信息，确保社会保障卡的安全使用。
（8）福利行政缺乏获取资格信息的其他替代性手段。例如，《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群众评议、信息核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状况、财产状况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初审意见，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示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二）作为项目管理方式的信息 在第一个环节中，作为给付基础的信息在第二个阶段中通过档案保存等方式成了项目管理的方式。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
因此，实践中也一直存在着诸如此类的争议。例如，美国法上认为福利可能并非一种权利。尤其对于社会保障项目而言，项目的中断、续保、异地等实际中的情况也会使得社会保障的个人信息保持完整性相当重要。三、社会保障行政中个人信息利用的不同情形 基于上述几点主要的理论依据，社会保障行政中的个人信息利用具有诸多合理以及合法依据，甚至可能是获得社会保障的必要条件。大体上，主要集中在上文所谈及的作为给付项目启动基础的信息。可以说，个人信息的利用是必然存在的现象，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信息流淌于各个空间之中。
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本着风险共担的考量，社会保险的缴费单位实际上也是个人、单位等多主体，实际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对价关系，即缴纳的保险费用与后期可能因此获得的保障利益密切相关。
[17] 具体包括下列内容：参保人员及其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登记信息。（1）福利和儿童保护中国家的首要利益。
[16] 张世雄：《社会福利的理念与社会安全制度》，唐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是否社会保障行政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会发生变化？是否这一领域就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例外领域？这正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
由此，个人信息成了其他行政活动限制的条件。进一步，是否构成侵扰？具体来看，需要去考虑以下两个问题。[6]德国法上，则依《社会法典》第十部规定遵循必要的行政程序，值得指出的是：该法律对个人社保数据的提取、加工、保存、转交、更正、消除等也做了具体规定，这与德国向来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一脉相承。作为社会保障的领受者而言，也更容易关心如何实现实体权益。
因此，被告市人社局不具有管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及个人权益记录的法定职责。也就是说，个人信息搜集阶段，需要考虑搜集方式、手段的合法性，可能涉及搜集时间、场所以及上文所提及的搜集内容的相关性。
例如，是否公开获得低保的名单？支持观点认为，应当公开，因为这涉及公共资源的使用，并能防止暗箱操作。美国学者肯特 （Allen Kent） 认为，它实际是一种互惠关系。
在未经处理之前，个人信息只是信息，一旦进入计算机系统或者平台，则成了数据。[18]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建立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保密制度。
但不难看出，在社会保障中，涉及的利益和主体都是多元的，个人信息的利用自然也会涉及这些主体之间的信息流动，当然最终这些信息往往会汇聚在行政机关手中，本文探讨的重点也集中于这个环节。而对于信息获取者而言，这些信息是启动后续社会保障项目给付的必要条件，公民为了获得这些项目也不得不隐忍或牺牲一些隐私空间。在行政管理方面，国家出台了《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行业行政规范。关键词: 社会保障行政。
在一审中，省社保局只向法官提供一张1983年某单位的登记卡片，33年前的样本不能证明目前劳动保险登记卡还在使用，省社保局未能拿出近几年的样本。其二，利用的手段是什么？例如是简单的信息收集，抑或采取了其他窃取或者不合法的方式获得，这也可能会构成对于个人数据、信息的不当侵犯。
这些也意味着社会保障行政中的个人信息收集、保管、使用等诸多环节其实关涉到行政活动的顺利展开以及目标之实现。[22] 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终字第2944号行政判决书。
尽管借助大数据可以更广泛地收集、获取医疗信息，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其他的泄露问题。本案中，法院经与所在地河源市的社保局了解，他们在核定职工死亡待遇的供养直系亲属时依据就是逝者所在单位开具证明，并没有听说过劳动保险登记卡。
